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岳麓书院调研时曾指出，“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很重要的渊源和影响，便是他在青年时期深受倡导经世致用学风的湖湘文化影响，深受岳麓书院牌匾上“实事求是”风气的影响。”

将“实事求是”纳入党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贡献。从已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来看，“实事求是”最早见于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时，第一次解答了什么是“实事求是”。这之后，实事求是成为毛泽东经常谈的一个概念，也成为党的会议和文件经常提出的一个要求。虽然，毛泽东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才正式提出“实事求是”的概念，但他“实事求是”的观念却萌芽、形成已久。毛泽东“实事求是”观念具有三重渊源。

一、岳麓书院重“行”的精神之源

岳麓书院作为湖湘文化的基地，早在南宋时期就把学术研究与经邦济世紧密结合起来。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安国曾提出治学的目的是“康济时艰”；清代的王夫之更是创立了一个“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的思想体系，也就是要废掉所有不切实际的学说。虽然王夫之并没有使用实事求是的表述，但是他的思想却闪耀着实事求是精神的光辉。到了近代，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进一步将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精神和古代的成语实事求是相联系，比如曾国藩提出“实事求是”就是“即物穷理”，将实事求作为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和途径。1916年，宾步程校长正式将“实事求是”作为校训，并将其悬挂在岳麓书院的讲堂，引导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岳麓书院中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观念和学风都极大地影响了广大湖湘学子的文化性格。

毛泽东虽非岳麓书院的学生，但与岳麓书院的渊源颇深。首先，对毛泽东一生影响最大的老师杨昌济曾就读于此，毛泽东所受的教育必然烙上岳麓书院的学术印记；其次，毛泽东曾在1916年至1919年,数次居住在岳麓书院的半学斋，每日早起就能看到讲堂上方“实事求是”的牌匾。此时毛泽东才20岁出头，正是最意气风发、充满激情的年龄，同时也是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所以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最初来源，必然绕不开他早年在岳麓书院所受的熏陶。

二、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之源

中国古代的“实事求是”思想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具备了“实践”要义，但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之义还是有本质区别的。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就是实践的观点。马克思在其未发表的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毛泽东曾对两者的区别做出精辟的阐述：“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说明中国古代对“实践”的理解脱离了人的社会实践性和历史发展性，不了解人的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性，特别是对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实践的依赖关系，即不了解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不了解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

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将这一原理、方法运用到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中。从毛泽东后来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等一系列著作来看，当时他已娴熟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矛盾论》中都引述和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使毛泽东形成了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娴熟地掌握了重视事物的特殊性和正确处理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的方法。其二，是在《实践论》中引述和强调的，“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这使毛泽东形成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的目的、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的认识论，娴熟地掌握了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关系的方法。毛泽东经过长征到陕北，在研读马列著作的基础上，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通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论述了党的政治路线；通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述了党的军事路线；通过《矛盾论》《实践论》，论述了党的思想路线。这些为不久之后确立以“实事求是”为名称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之源

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还受其革命经历影响。早期，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模仿苏联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一次次地遭受挫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中国是农民国家，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农村是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城市是敌人力量集中的地方，中国革命必须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此后，毛泽东在1927年到1930年农村武装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步树立起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不断开拓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并提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等论断，有效指导了中国革命实践。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号召大家注重调查研究，把中国的实际情况搞清楚，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但毛泽东的这些正确认识，没有得到当时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中共领导层的重视。直到遵义会议毛泽东掌握了领导权，才逐步将“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确立下来。

从“实事求是”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及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其渊源应该有三个，即岳麓书院重“行”的精神之源、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之源及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之源。